2018及2019年在台灣分別發生了弒母及弒警的重大刑案，但嫌犯均因患有精神疾病而在一審獲判無罪。類似的案件，2020年在大陸也發生了。到底精神病患犯罪可以無罪嗎？
關於這個問題，其實自古以來就多有討論；讓我們來看看古人是怎麼說和怎麼做的？
公元前400年，正處於戰國時代，中國第一部記載國家政權組織機構及其職能的書籍—《周禮》—正式提出，上面明確的記載了古代中國對於精神病患犯罪後的處置。《周禮》中記載：朝廷應設大司寇一職，為六卿之一，主管國家刑法。下設司刺一職協助斷案。
文字如下：
“司刺：掌三刺、三宥、三赦之法，以贊司寇聽獄訟。壹刺曰訊群臣，再刺曰訊群吏，三刺曰訊萬民。壹宥曰不識，再宥曰過失，三宥曰遺忘。壹赦曰幼弱，再赦曰老旄，三赦曰蠢愚。以此三法者求民情，斷民中，而施上服、下服之罪，然後刑殺。”
其中”三刺曰訊萬民”指的就是審判結果要注意社會觀感。”宥”的意思是減刑，文中”壹宥曰不識”，此處”不識”指的就是精神有問題者，應減刑。”赦”就是不罰之意，”三赦曰蠢愚”， “蠢愚”指的就是智力有問題者。由此可見，我國古代對於精神病患者犯罪早有著墨，是減刑而不是不處罰。
19世紀初，由於精神醫學的興起及對於人權的重視，從而有了“精神鑑定”這個學門。精神鑑定主要有兩個目的：
1. 確認受審者在受審時之心智正常。
2. 確認受審者在犯案時的心智狀態。也就是嫌疑人犯案當時是否具有行為能力：行為是否為正常、耗弱或喪失，以作為法官量刑之依據，至於病患的疾病診斷，只是參考用。
1825年是一個分水嶺，在此以前，精神狀態的認定工作是由法官自行決定；1825年後，這項工作開始轉由精神科專業人員進行。
精神鑑定不但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門，而且也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；參與鑑定的醫師，常會受來自於同業、社會大眾、法官及家屬的責難及挑戰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“約翰-欣克利（John Hinckley）事件”。欣克利於1981年3月30日行刺當時美國總統隆納-里根（Ronald Reagan）而被廣為人知。1982年，欣克利因精神病而被法庭裁定無罪後，引起美國上下廣泛不滿，美國很多州議會甚至修改法律，為以後法庭上採信精神疾病加上了更嚴格的條件，甚至廢止了精神疾病可以作為無罪理由的規定，而欣克利則被強制就醫。
在這個無罪宣判後的兩週，有一個調查研究顯示：超過60%的社會大眾都不相信精神科醫師的鑑定。有趣的是，1976年，加拿大的一個研究社會大眾對於各行業的信賴度顯示：大眾對於其他學科醫師的滿意度平均值有60%左右，而對於精神科醫師的滿意度只有28%，僅僅略高於律師的26%。所以精神鑑定醫師也不用太有挫敗感，大眾對於鑑定不滿意的狀況，古今中外皆然。
不過，我更為關心的，其實是減刑後的罪犯，如何強制治療及安置：這一點更為重要也更有實際意義。此外，由於宣判的最終權限在於法官而不是精神科醫師，因此對於法官的持續性在職教育，就顯得尤為關鍵了。
至於在台灣，因為健保制度的關係，越來越多私人精神科診所。不過，由於就診行為是自由的，因此，到精神科就診，具有精神科疾病，以及犯罪時的精神及行為，三者間就不一定具有關聯性了。